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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观点
(2012-12-10)
许子枋:庙堂与江湖
  

就房地产谈房地产,有时总不免有身在庐山之感。目今房地产调控无疑已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总闸,处处关涉着政府与市场。在本文笔者试图从一个更苍茫的场景中来看房地产,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意象是“庙堂与江湖”。

庙堂很高,江湖很远。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士人理想,让庙堂与江湖似乎成为可以自由穿行的两端。

但什么是庙堂?什么又是江湖?

“江湖”一直以来是一个十分肯定但又异常模糊的概念。如将庙堂与江湖对举,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大致中央政府属于庙堂,政府系统之外属于江湖,而吃“皇粮”的由中央政府委派的各级地方政府究竟是属于庙堂呢?还是属于江湖?则似乎属于灰度地带,而正是由于这个灰度地带,使得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上演的各种戏剧横生跌宕。

笔者不拟过宽延展,只想将视野局限在经济领域里,更只想基于房地产的调控来谈及庙堂与江湖的问题,因此本文实际上谈的是“房地产的庙堂与江湖”。

庙堂之上,对房地产的高度干预究竟有否有效的经济学理论在做指导?被高度干预的地产江湖究竟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效果、结果或后果?

到如今现代社会,经济学家似乎更能融通范仲淹老先生的理想情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无非想告诫中央政府在思考大政方针时要处处念着民生、念着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非是要教化市场中的芸芸众生要尊重政府、念着和谐和可持续繁荣。

到如今现代社会,无论是什么经济学派,对经济增长的原因基本达成共识:经济进步来自于竞争性市场、个人创新和有限政府。 政府(庙堂)与市场(江湖)的关系曾经被视为对立的两极。市场这只看得见的手会引导市场交易双方从事促进整体福利的经济活动,竞争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并能持续促进创新,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和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市场也会失效并引致经济危机。政府用政策代替市场,短时间或许能造就一个产业的快速繁荣,但也会造成资源浪费并阻碍经济发展,当政府从事那些通过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帮助另一些人的活动时,它会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最后,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有效市场适当调控,有限政府同时能干,将政治决策过程和合理的经济分析融合起来的宪政才会促使经济进步!

 这段时间林毅夫教授倡导“新结构经济学”。该学说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经济学家的旧结构经济学有所区别,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务实,他信奉“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同的是,林毅夫倡导的学说也认识到了企业家无法独力克服的经济发展障碍的重要性。但与旧结构经济学相反的是,受自身教育背景和东亚经历影响的林毅夫,他提到了利用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他排斥“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这种立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符。但他同时还强调了积极的政府在引导经济、克服经济持续发展之障碍中发挥的作用。这就是非西方经济学正统的思维了。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我们并不清楚林氏理论是否是一种普适的经济发展理论。林毅夫对东亚发展道路何以成功的解释,比其他任何人都精辟。林毅夫的学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他的学说存在一个必要条件,即政府要能干且富有支持性。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发展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取得成功的。

我们知道中央实施坚定不移的房地产调控旨在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同时也在结构调整转型期带来了经济失速的风险。

寻找繁荣之路,是我们的共同梦想。林毅夫先生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投资为主体,但他并不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并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如果仅因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则是因噎废食,无助于无数微渺的个体和企业。

有观点认为“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林毅夫教授回应说:这正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发挥辅助性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及中国应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完成从双轨制向完善的市场单轨转型的原因。

这些争议隐隐然并不仅是个体之间的争议,透过争议,我们从中可以隐约窥见庙堂与江湖之间的雾霾和风浪的起伏。我们或许可以大胆想见,就房地产市场而言,2013年后,房地产调控,重点将不再是“控”,而转向“调”。

中国要回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富裕国家,我们既需要江湖之远的手足胼胝,也需要庙堂之高的宏大叙事,江湖处处照见庙堂的倒影,深刻的江湖,更是与庙堂相关的。

(作者系地标城镇策划投资集团总裁)

    来源: 【中国房地产报】  作者: 【许子枋】